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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变更抚养权关系的案件：夫妻双方离婚后，两个孩子判给女方，父亲在一次探望中接走长子，并称长子想和自己生活，遂起诉母亲要求变更抚养关系。法院经审理认为，父亲称长子本人不愿回母亲处生活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且其违反离婚协议约定、有悖诚信的行为，法院予以否定性评价。根据法院及社会观护机构征询其长子意愿和社会观护报告中长子对父母的对比，结合其心理感受，长子虽表达了喜欢随父亲共同生活的意愿，但据其所述原因，法院认为不符合其最大利益，因此驳回了父亲的诉讼请求。父亲起诉要求变更抚养关系王某（男）与赵某（女）于2010年1月登记结婚。双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育有二子。2018年4月，双方办理离婚登记，协议约定，两子均归母亲赵某直接抚养。2022年6月，王某接走长子探望，此后，长子一直随王某共同生活。2023年1月，王某以长子希望跟其共同生活，且其具备抚养能力为由将赵某诉至法院，请求由其直接抚养长子。法院征询长子王某甲意愿，其亦表示愿意随父亲共同生活。经征询王某和赵某同意，法院委托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就本案开展了社会观护。报告显示：王某甲偏内向，喜欢弟弟，在与母亲、弟弟交流时活泼、幽默；王某甲表示更愿意和父亲共同生活，因为父亲陪其玩耍，不要求其参加辅导班、完成作业，且父亲家保姆做饭更合胃口，而母亲在课内外学习方面对其要求相对严格，限制其吃零食，禁止其喝含糖饮料新爱体育app下载，且其认为母亲对弟弟更好自己存在感不强。北京三中院经审理认为，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法院能否依据王某甲表示愿随王某共同生活的意愿变更王某甲抚养关系。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驳回变更诉求王某与赵某离婚时约定，两子均归赵某直接抚养，但王某趁探望接走长子抚养的行为，违反离婚协议约定、有悖诚信，法院予以否定性评价。法院审理认为，王某的行为强行分离和阻断了王某甲与母亲正常的生活联络和情感交流，致王某甲长期无法与母亲亲近。时至法院及社会观护机构征询王某甲意愿，赵某已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王某甲，故法院难以判断王某甲表达意愿时对母亲的认知是否正常、充分，王某甲的意愿不足以成为认定抚养关系是否变更的唯一依据。据社会观护报告中王某甲对于父亲和母亲的对比，结合其心理感受，赵某虽需要在进一步了解王某甲需求的基础上适当调整陪伴方式，同时注重平衡对两个儿子的爱新爱体育app下载，但法院无法据此认定赵某存在不利于王某甲健康成长的行为。王某甲在对比父亲和母亲过程中谈到的母亲相对严格要求其学习、限制其吃零食、不许其喝含糖饮料，均有利于王某甲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健康的饮食习惯，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王某甲虽表达了喜欢随父亲共同生活的意愿，但据其所述原因，法院认为不符合其最大利益。综合上述王某甲更喜欢随父亲共同生活意愿的形成背景及原因，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新爱体育app下载，对于王某要求变更王某甲抚养关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法官：“尊重”未成年子女意愿不等于无条件采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刘艳辉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十六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者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二）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者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三）已满八周岁的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四）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本案系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故应适用该条司法解释规定，审查是否存在需要变更抚养关系的情形。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虽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能够依据切身感受到的父母的照顾关爱情况，对于成长环境优劣做出一定的识别和判断，故人民法院应尊重其独立个体身份，在抚养关系问题上，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三）项规定征询其意愿。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八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意愿的形成有可能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亦有可能因其不成熟或非理性而做出不符合其最佳利益的选择，故人民法院“尊重”未成年子女意愿不等于无条件采纳，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不仅应体现为程序利益最大化，更应体现为实体利益最大化，人民法院应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审查未成年子女意愿的形成背景及原因，确定未成年子女意愿是否为其真实意愿，是否符合其最大利益，对于符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真实意愿，人民法院应予以尊重，否则，应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予以裁判。今年六一前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亦明确规定，未成年子女表达的意见不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并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进行裁判。本案中，王某甲系在其长期未见到母亲的背景下形成的意愿新爱体育app下载，其所述原因经审查不符合其最大利益，本案亦不存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需要变更抚养关系的情形新爱体育app下载，故对于王某要求变更王某甲由其直接抚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专家：本项判决具有较大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席志国表示，本案涉及的是夫妻协议离婚后一方请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此未做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十六条做了相应的规定，包括三项具体情形和一项兜底条款。从三项具体情形可以看出，其背后的价值判断仍然是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所规定的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以及尊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子女的真实意愿两个原则，是这两个原则在离婚后客观情势发生变化后的再适用。本案中王某主张变更抚养关系的依据是已满八周岁的王某甲愿意与其共同生活这一情形，这一情形是否能够单独作为充足理由不再考量其他因素而予以适用呢？法院认为不能简单机械地加以适用，而是要综合该未成年人的具体年龄、主观认知情况以及其愿意与一方共同生活背后的真正原因，乃至于父母双方的实际情况等综合加以判断。该裁判显然真正把握了民法典的精神及立法宗旨，正如法谚所云“拘泥文字，转失真意”。法律规定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旨在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的尊重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绝非单一判断标准，其仍然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的判断因素之一。一定年龄以上的未成年子女有一定的判断力，有一定的理性，能够认知与哪一方共同生活对自己更有利。然而，未成年子女本身的认知能力尚未足够成熟，理性程度尚有不足，能否真正判断何种情形对自己最为有利，特别是从长远而言是否最有利于自己的成长则颇值怀疑。也正因如此，法律仍然将其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将其法律上的权利仅限于为其日常生活所必须且性质不复杂的范围之内，原则上其实施法律行为需要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取得其同意。因此，即便是在离婚诉讼中，究竟由哪一方来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亦不能仅仅依据该未成年子女的意愿而定，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讼中则需要有更强的理由，决不能将其作为唯一的理由，而必须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予以判断。该项判决，对于未来司法裁判显然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新京报记者慕宏举编辑甘浩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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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7点后，在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定远寨镇的新农村夜校，众多青年村民认真上着电商直播课，并进行视频直播体验。“我们采取‘群众点单、乡镇汇总、智库派单、村级实施’的形式开授课程，青年们缺啥我们就教啥，补齐技能短板促就业。”冠县县委社会工作部部长申延龙说，冠县“新农村夜校”已成为村民的技能“升级包”“加油站”。今年以来，冠县举办“新农村夜校”1166场次，近8万人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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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二级调研员程黎介绍，近年来新爱体育app下载，山东紧贴工业经济、山东制造，深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改革。目前，山东省技能人才总量超过1522万人，技工院校221所、在校生45万人。截至今年6月底，山东省今年新增高技能人才17.9万人，同比增长39.8%，高技能人才总量突破420万人。

今年，新修订的《山东省职业教育条例》明确指出，职业学校毕业生在落户、参加公务员招录、参加企业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聘、职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毕业生享有平等机会。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妨碍职业学校毕业生平等就业和公平竞争的报考、录用、聘用条件。“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推动完善技术技能人才激励制度，全面清理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歧视政策，挖掘宣传基层和一线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的典型事迹，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吸引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山东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处长陈志浩表示。

在宁波，大批一线劳动者实现技能成才梦想，企业给出的完善薪酬体系和政府提供的配套激励，成为他们成长成才的巨大驱动力。此前，宁波出台《推进集体协商“凝共识助发展促共富”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推出薪酬激励、股权激励、晋升激励和工资协商、红利分享、职级晋升“三激励三提升”技能增富机制，提升企业技能人才增收获得感。鄞州区全面实施“鄞育匠才”提质专项行动，首批授牌5家单位“技能创富型企业”，鼓励企业将增技与增收相挂钩，建立针对技能人才的中长期薪酬激励机制，实现人才增收创富；江北区5家上市公司实行技能人才股权激励，80余家企业实行技能要素激励，共4000余名技术工人实现增收。

宿迁是江苏率先启动职业技能等级直接认定试点工作的城市，今年以来，当地通过创新实施企业人才评价认定，引导企业结合生产经营需要，自主开发评价标准规范、运用评价方法、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鼓励企业量身培养适岗型技能人才。“企业通过资格审核、业绩评价、面试答辩、成绩公示等环节，最终直接认定涉及化纤聚合工、纺丝工、纤维检验员、化纤后处理工4个职业技师16人、高级技师4人。”江苏德力化纤有限公司总经理尹立新告诉记者，赋予企业“直接认定”的自主评价权，可以有效激活企业技能人才培养主体作用，有助于企业选拔出岗位需要的优秀人才。“我以牵头实施技能攻关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1000万元及以上的条件申报纺丝工高级技师，获得了企业高级技师直接认定。”江苏德力化纤有限公司工程师王雨生告诉记者，他在一线岗位工作超过16年，之前想成为高级技师必须要先取得技师技能等级，现在不出厂门就认定了技能等级，方便了很多。

记者从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为了赋予企业更多技能人才评价权，江苏省设立企业评价机构3766家，开展评价职业工种705个，较好满足了技能人才的评价需求。目前，江苏省技能人才总量达145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总量达475万人，每万名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数达975人，总体发展指标保持全国前列。

今年，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的34位职工分别收到草坪园艺师中、高级工和园林绿化助理工程师两项资质证书。一次评审、两本证书，正是宁波在贯通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成长通道上迈出的重要一步。通过研究对比现行职称评审和技能等级认定标准，整合相近条件，将技能评定中的理论实操与职称评定中的面试评审相结合，打破评价体系壁垒，培养兼具专业技术能力和技能技术水平的复合型实用人才。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的职工牛佳彤是本次“一评双证”的受惠者之一，她告诉记者，此前因为专业对口问题而迟迟无法推进的职称评定，通过新的评价模式取得了突破，这将鼓励更多职工努力提升技能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