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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6日获悉,三卷本《中国报刊阅读史(1815—1949)》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举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刊阅读史(1815—1949)》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近现代报刊阅读史的著作,分为晚清时期(1815—1911)、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蒋建国和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许高勇。本书广泛采用报刊、日记、书信、回忆录、年谱、文集等多类型史料,尤其注重稿本、抄本等珍稀史料的运用,以读者留下的“零碎”文本为基本线索,呈现不同时空中的阅读个案;通过文本的聚合、链接与穿插,结合特定历史语境和社会情境,在时空变奏中多角度呈现具体的阅读场景和社会话语,探究读者的新闻解读、知识获取、家国情怀与心路历程。在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多所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及传媒界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这部填补学术空白的重要著作。
作为本书的终审者,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王联合表示,三卷本,义理、考据、辞章无一不精,是他从业三十年来遇到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侯体健表示,该书深度挖掘了近代以来中国报刊阅读的发展与变迁历程,从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的阅读研究起始,以报刊发展为脉络,以读者阅读为核心,构建了一幅报刊读者与社会变迁交织的多元历史画卷。书中材料详实、内容丰富,观点极具原创性,将成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座里程碑。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林侠看来,三卷本《中国报刊阅读史(1815—1949)》从研究的范式上做出了一个大调整:深入挖掘读者的情感和思想,阅读史就是一部心灵史、情感史,是一个研究范式的转型。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范立舟表示,报刊阅读史不同于一般的新闻史研究,它加入了一个主体,就是阅读者的阅读领悟感受,一系列的主观活动,是对新闻的阅读、对历史的介入。从历史学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阅读者或者是历史学家与过往的历史的一种永无间断的交谈的过程,回答当下的一些目的和任务;报刊阅读史超越了过去那种较为平面的叙述方式,介入了当时的阅读者,加入了人的主观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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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中外乐成团体,惠工商义重合群。”这是中华通惠总局大楼正门的一副楹联,也是秘鲁的这个全侨性组织的初心与使命。通惠总局大楼,产权归于这个侨团,除了主体建筑用于办公,一些临街的铺面也被租给当地的银行和商户,租金用以支付侨团日常开支及帮助有困难的侨民。通过这种可持续发展方式,侨团解决了后顾之忧,安心于助侨为侨惠侨的使命。
在通惠总局中,收藏着一份“钦加监运使衔选用知府驻扎秘鲁利马嘉里约正领事官刘福谦”撰文并书写的《创设中华通惠总局记》。这份珍贵的文献显示,光绪十年(1884年)夏六月,时任清朝政府光禄卿郑藻如奉命出使秘鲁。了解到该国经过40多年的移民已经有六七万华侨华人,郑藻如就组织骨干力量,用了两年时间,于1886年奉旨创设了中华通惠总局。
138年来,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无私为侨的信条的支撑下,一代代中华通惠总局的干部始终心念祖(籍)国,热心侨务,并在祖(籍)国身处危难之际,一次次挺身而出。通惠总局与祖国休戚与共,曾慷慨支援辛亥革命。如今,利马唐人街的牌楼上还赫然写着“天下为公”的横匾。抗战时期,通惠总局又成立“秘鲁华侨抗日筹饷总会”,为祖国抗战筹款100多万美元。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题词予以赞扬:“万里外六千侨胞,统筹债捐达二百万秘币,是侨胞之模范,是抗战之光荣。”
演讲提到了通惠总局:秘鲁是中国在太平洋对岸的“邻居”。早在400多年前,中秘人民就跨越大洋,拉开了双方交往的序幕。多年来,旅居秘鲁的华侨华人同秘鲁人民一道,同甘共苦,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30年前成立的“中华通惠总局”,为促进中秘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了解到,目前新普京手机娱乐app,秘鲁拥有中国血统的华裔约250万人。在秘鲁,西班牙语“老乡”一词用来专指中国后裔,中国广东话“吃饭”一词演变为中餐厅的统称。中秘亲如一家的友好情谊早已在两国人民心中生根发芽。
如今,演讲的这部分内容就展示在通惠总局最重要的位置上。在通惠总局主席和理事们的眼中,这既是对通惠总局130多年来历代先贤们工作的认可,更是对今天的他们的一种激励和鞭策。今后,这个百年侨团将再展新颜,在促进中秘文化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在通惠工商、促进中秘经济合作与发展方面,在义重合群、促进华人社区和谐发展等方面,尤其是在让中秘友好之船扬帆远航方面,必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