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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公职人员反映参与企业活动遇到突发情况需临时决定是否用餐时拿捏不准。”广州市纪委监委政策法规研究室二级主任科员王煜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公职人员会求助领导，但哪怕是相关领导也会把握不准或找不到政策依据，最终回复：“从严掌握吧。”于是，“从严总归没错”的观念下，拒绝企业邀约成了默认做法。

同样地，企业家也很纠结。沈艳斌是广州市尤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坦言，平常与政府部门交往时，他总是会纠结。有一次，看到连续走访好几家企业的地方政府人员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沈艳斌想在活动结束后邀请他们吃个便饭、用个工作餐。但他很快又开始纠结，既担心此举会触犯纪律红线，给公职人员带去麻烦，也担心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几经挣扎后，沈艳斌还是没有开口。

然而，《指引》中的案例表明，这类行为并非“一刀切”地被认定为违规。王煜群说，持个人护照执行公务的行为，从动机上看，是为了拓展企业的海外业务；从客观条件看，出国(境)任务时间紧，正常的因公出国(境)审批程序不适应紧急情况需要；从程序方法看，履行了请示报告和审批手续；从性质程度看，没有为个人谋取私利；从后果影响看，客观上有利于国有企业经营发展。

这些现象的背后，有一部分原因正是政商交往中的“灰色地带”带来的困扰。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罗进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地方政府官员宁愿“清”而不“亲”，是因为当前政商交往的考核激励机制和容错免责机制不完善，“亲”“清”政商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还没有具体化、指标化，让服务意识和执政能力欠佳的领导干部选择性履行职能。

此次《指引》的出台正是对此的补充。王煜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引》的出台，一是满足企业需求，随着政商交往场景的丰富，企业对政策的明确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满足政府需求，尽管公职人员对政商交往原则有所了解，但在具体操作中对边界的把握仍然不够清晰Ob体育app下载，“这些顾虑有的源自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有的则是因自我设限和层层加码导致的”。

比如场景。《指引》采取了场景化分类的方式，总结了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常遇到的困惑。王煜群说，事实上，有企业希望进一步丰富场景设置，但考虑到篇幅和实际需要，最终选取了他们在调研中发现的、大家反映集中、具有代表性且比较常见的六大政商交往场景。目前，他们还在收集和研究新场景和新问题，未来将结合《指引》实施情况，结合工作实践，适时推出第二批《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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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杜学毅，已任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第四检察厅）厅长；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魏振宽，已任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商务部自贸区港建设协调司司长杨正伟，已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国家公共信用和地理空间信息中心主任门立群，已任宁夏吴忠市委副书记、提名为吴忠市市长候选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六监督检查室主任李佰平，已任江苏南京市委副书记；国家民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直属机关纪委书记、国家民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正司级）刘汝鹏，已任青海省商务厅党组书记。

朱宗尧历任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信息产业管理处副处长，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管理处（行业协会指导办公室）副处长、处长，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处处长，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化推进处处长，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等。

河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詹鹏已任河南周口市委副书记；北京东城区区长周金星，已任内蒙古乌海市委书记；上海青浦区区长杨小菁，已任河南许昌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审计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叶尔波力·孜汗，已任甘肃张掖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山西省发改委党组成员、省能源局局长邓维元，已任黑龙江鹤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上海普陀区委书记姜冬冬，已任江苏泰州市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自治区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厅长祖力亚提·司马义，已任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江西鹰潭市长张子建，已任云南楚雄州委书记；浙江省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正厅级）金晓明，已任上海青浦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郜红建，已任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上海市林业局局长；浙江省湖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洪湖鹏，已任贵州省黔南州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