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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业教授近日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就《中华文明的形成》相关学术观点进行解读指出，早期中国共有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统合形成“一元”的“敬天法祖”信仰，又分解为“天圆地方”“天人合一”“和合大同”等共同的文化基因，同时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路径或子模式，并发展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多层次“一体”文化格局。

早期中华文明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从根本上与史前中国相对独立又广大多样的地理环境有关。“相对独立”既决定了早期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一体”性，也决定了其“开放性”，使其有机会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发展自身；“广大多样”既保证了一个伟大文明必须具备的足够大的地理空间，也使中国文化具有“多支”系统九州体育app，拥有变革的多种可能性，决定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韩建业表示，具有“一元多支一体”格局的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至今，既不同于西亚、希腊式的“城邦文明”模式，也不同于社会文化高度同质的“埃及文明”模式，而是将具有共同基础(“一元”)的多个支系的区域文明社会统一起来形成的特殊文明，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这是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跌宕起伏仍能连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古史传说中的中华先民，远以伏羲女娲为祖，近以轩辕黄帝为宗。韩建业认为，考古发现不断证明，文献记载和传承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有真实历史背景：距今8000多年中华文明起源之初大致对应伏羲女娲时期，距今7000年至47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大致对应黄帝炎帝部族发展壮大期，距今4700年进入轩辕黄帝期，4000年前进入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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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词语与观念之间并不是简单固化的一一对应关系。有某个词语和某种表述，当然就会产生某种观念，但某种观念却并不一定只由某个词获得一种表述。比如“内圣外王”这个词和表述来自道家经典《庄子》的《天下篇》，但这个词又往往被用来阐述儒家经典《大学》中的“修齐治平”观念。也就是说“内圣外王”这个观念，既可以用这个词本身来表示，也可以用“修齐治平”来表示。

其次，要看所提思想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层次问题。西方“人权”概念提出的背景是神权和封建专制对个人权利的压制，因此人要抗争，以争取权利。而中国古代社会情形和思想从总体上是天人合一、君民一体，民本思想影响很深远。统治者必须给民众以生存权、财产权，必须关注和保障民生，因而“人权”其实是中华文化、文明的应有之义。中国古代虽没有“人权”一词，但却有“人权”理念。

陈仁仁：中华典籍中有很多人权理念。单以儒家为例，“仁者爱人”“仁者人也”的思想，把关爱他人的“仁爱”精神当作人的本质属性，以及《易传》以“仁义”为“人道”，是人道主义和人权观念最深层的人性和人格基础。孔子“厩焚”“问人不问马”，孟子所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以及“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表明对人生命的尊重和生存权的维护。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是平等受教育权的一种表现；孟子所谓“制民之产”则是对民众财产权的保护；荀子所谓“人最为天下贵”，是对人价值的充分肯定；“民本”思想则是人权理念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集中体现。这些人权理念是中华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重要基础。只有基础打牢了，文明发展才能持续。

陈仁仁：在我看来九州体育app，此次面向海内外征文对推进中国当代人权事业发展有两个方面的特殊意义：一是加强对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建设之学理基础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发掘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人权理念，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提供历史经验、智力支撑，进而增强文化自信、文明互鉴；二是提升全社会对人权的思想认识，增强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

中外学者从不同视角解读和研究了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并有诸多新突破和发现。首先是文献方面的拓展和突破，本次会议论文涉及的中华典籍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外，还涉及新出土文献和法律文书、古代律令等；其次是研究成果方面的发现，如从理论上广泛揭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各种人权意识，包括生命权、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财产权、人格权、尊严权、环境权等；同时从古代典型案例、文献和历史故事中发掘出不少具体领域的人权理念，比如秦汉简牍文献中的女性恤刑理念，具体律令和法律案件体现的“恤贫”“恤弱”“恤幼”观念，以及官箴法律文化中的人权理念等。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人权理念和智慧，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必定能对当前诸多人权问题提供有益启迪。崇尚和平，主张“和而不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平权或者和谐权是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中华文化必定能以“同人于野”“类族辨物”的广泛团结和求同存异精神，实现个体和集体的人权。当然，对于当今面临的人权问题，需要作具体深入的研究，中华文化不一定都能给出标准答案，但一定能为人权进步与发展贡献丰富的思想资源。(完)